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强化法制的举措下，儒学经典如《春秋》也被当作法典使用。《史记·平准书》载“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狱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穷治之狱用矣”。董仲舒也“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上述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做官，如对法家是很注意任用，并发挥其作用的。武帝时，韩安国失官闲居，武帝先后任他为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代丞相等职。马邑之谋时，武帝令他率三十万大军伏击匈奴。
与张汤“共定律令”的赵禹和杜周，都是武帝时重用的法家在政府任要职的官员。其中，赵禹历任御史、中大夫、廷尉、少府。杜周则历任廷尉史、廷尉、执金吾、御史大夫等。同时，崇尚法治、信奉管商的法家桑弘羊又是为武帝所重用的理财专家，笼盐铁、均输、平准等措施的有力推行者，后为御史大夫。
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人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补河东均输长。宣帝时黄霸曾官居颍川太守、京兆尹、丞相等职。汉武帝时期所任用的以上法家官吏，在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到昭、宣时期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