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葬的来宾在她的住所门前向主人告辞，然后就带着满身泥泞、打着硕大的雨伞径自回家了。只有姐姐、姐夫、哥哥的遗孀和她改嫁的那个木匠，踩着咯吱作响的楼梯来到楼上她房里。这里只有四个坐处，而他们一共五个人，于是克丽丝蒂娜就站着。这间屋子又狭小又阴暗，使人心情郁闷，感到窒息。挂起来的湿漉漉的大衣和滴答着水的雨伞，散发出一股潮湿的霉味，雨点不住地敲打着窗子，死者睡过的床空荡荡、灰蒙蒙地立在半明半暗的墙角里。
谁都不说话，克丽丝蒂娜难堪地出来打破僵局：“你们要喝杯咖啡吧？”
“好的，克丽丝特，”姐夫说，“现在喝点热的暖和暖和倒是挺好的，不过你得快点，我们呆不长，五点钟火车就开呢。”他叼起一支弗吉尼亚雪茄，舒了一口气。这是个脾气温和、非常达观的人，在政府里当职员。远在战时，当他还是辎重队上士时，就过早地长起一个小小的将军肚，和平时期长得更快，现在，他除了光穿着衬衫呆在家里以外，到哪儿都觉得不自在了；在葬仪进行时，他费了好大劲才做出一副哭丧着脸的样子规规矩矩站了半天，现在他解开了黑色丧服的几个扣子——穿着这件衣服他像是乔装打扮起的样子——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背上说：“我们没带孩子来可是太明智啦，内莉原先主张带他们来，一定要让孩子们参加姥姥的葬礼，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我立刻就说，这种伤心事还是别让孩子们看见算了，他们还一点不懂呢。再说，破费也太大，太贵了，来回车费就是一大叠钞票出去了，又是在这种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