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目睹耳闻不少接收人员的生活，社会上也有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等）之说，我于是写了《五子登科》的小说。这一时期我还给《新民报》写了个长篇《巴山夜雨》，又给上海《新闻报》写了个长篇《纸醉金迷》，这两部书都是以重庆为背景的，在别人看来，不知做何感想，至少我自己是做了一个深刻的纪念。这时的币制是一直紊乱，物价是一直狂涨，对于国民党的金融政策，谁也不敢寄予丝毫的信用，自由职业者，就非常的痛苦，尤其是按字卖文的人，手足无所措。月初，约好了每千字的稿费，也许可以买两三斤来，到了下月初接到稿费的时候，半斤米都买不着了。在这种情形下，胜利后的两年间，我试了一试卖文的生活，就戛然中止。《岁寒三友》《马后桃花》就是这样未完篇的。到了一九四七年，纸价已经贵得和布价相平了。我就又改变做法，多写中篇，如《雾中花》《人迹板桥霜》《开门雪尚飘》等，这一试验，还算可以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