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中，适当的政治分析、哲学分析和科学分析是至关重要的。过去由于“宁左勿右”的思想作祟，教育史着力渲染统治阶级教育的反动性和阴暗面，却讳言其积极性和光明面，结果是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流为空泛地美化和颂扬。两者都不能公正如实地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与此相似，过去我们还曾在教育思想理论部分，简单地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分水岭，肯定后者的教育贡献而否定前者的功绩。而唯心与唯物的适应范围只是在于哲学家解释思维对存在以及精神对物质等关系的回答，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唯心或唯物二词来判断一切和评价一切。况且，一些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柏拉图、夸美纽斯、卢梭、杜威等，都是唯心论者。因此，对于这些教育巨人，我们常常未能进行科学分析。这些偏激的态度是必须纠正和避免的，科学阐述和评价是必须提倡的。
第四，国外教育史学者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到，世界文化教育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进步的。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同样，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也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借以使人领悟人类教育史的整体性，既颇有助于清除闭关主义的缺憾，更能使人理解开放政策的英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