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留学”教育计划的实施，无疑是从属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举措。虽然不能否认美国政府有着与日、英等列强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以影响中国青年的目的，但此举对于清末中国教育改革，尤其是留美运动的兴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自此以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到1911年，留美学生已增至650人，其中官费生207人，自费生443人。留美学生虽然在人数上远远不能与留日学生相比，但是他们的教育程度则普遍高于留日学生。清末新政时期，留美幼童出身者如唐绍仪、梁敦彦、梁诚、詹天佑等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派出的留美学生也有少量陆续回国服务，但大多数人如庚款留学者，其影响则是在民国时显现。
（三）留欧
与留美一样，中国学生留欧也是始于零星自发。1849年，容闳的同学黄宽从美国的中学毕业后转入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可谓先导。后继者如何启、伍廷芳、辜鸿铭等人，均是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1877-1897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从福州船政学堂先后分4批选派85名学生（其中艺徒9名，另有10名学生为北洋水师学堂附派），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学习轮船制造与驾驶及其他工程技术。据有人研究，在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留欧学生中，除有5名在国外病逝外，有68名在欧洲完成了留学教育。他们有的成为中国新式海军的第一批军官，有的成为当时刚刚兴起的矿山采掘、工业企业、土木工程等新式企业的技术骨干。早期留欧学生的贡献当然不止如此，例如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就有深远影响。